“圆而神！”读唐长寿先生所著《嘉州古城印记》，此感受深切。
1946年，钱穆有序廖平“关门弟子”、犍为李源澄之《秦汉史》，拈出清代学者章学诚论“史法”之分记注与撰述。略言章氏之意谓：记注欲往事之不忘，欲其方以智，智以藏往；撰述欲来者之兴起，欲其圆而神，神以知来。进而阐论中国史法之传统：融纪事本末于编年与纪传二体，重记注、尊方智。钱穆以为，藏往之职能既尽，后之人亦可凭藉以得其知来之用，此中国史学方圆兼尽之极深妙意之所在也。 又言，夫撰述之圆而神，固非尽人所冀，抑欲为鉴古知今，则亦诚读史者之所有事也。
若绳之章、钱二氏之论，则今之治乐山地方文史者，要之亦不出记注与撰述“两法”。如前贤毛西旁先生《乐山历代诗集》、《乐山历代文集》之辑编，民国版《乐山县志》及其它旧志、旧集之整理、校注，等等，似可归于“欲方智以藏往”之记注。
《嘉州古城印记》之于城街地、人事物，分类厘述；一事、一物、一名、一人，“前世今生”、“古往今来”，莫不务求穷源探委、阐幽发微，而于兴亡存废之处，更再三致意焉。其为章、钱二氏所言 “欲圆神以知来”之撰述，亦可明矣。
览嘉州前事，目今之乐山，由不得不让人心生“人非物也非”的“沧海桑田”之感。想想，仅仅因为蒙元问鼎中原其中一条线路的选择，嘉州就沦为40多年战场，连府治都曾搬到乌尤山上；仅仅因为明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）的一场洪水，位于城南育贤坝上的文庙就被吞噬；仅仅因为万历十年（1582）的一场大火，嘉定古城两百余年古房就悉为灰烬；仅仅因杨展的大意被“赚杀”犍为，嘉定城就陷入三月不绝的战火，甚或直接影响南明永历政权西南一隅之形势……自主地、不自主地，不论古人、今人是否愿意，嘉州古城从未停下她变者的姿态——当然，失之东隅、收之桑榆是另外一回事。观唐先生之选题、下笔，常着眼一“变”字，拟从历代文物、民俗人情的变迁中，勾勒嘉州历史文化演进之脉络。其“欲圆神以知来”之意，似更见明而确也。再取唐先生所著《嘉州山水》、《嘉州古今谈》等诸作观之，可说是“一以贯之”。
试问唐先生之何能为此？答案，自然见仁见智。姑置态度、功力、识见、辞章等诸大端不论，笔者愿再拈出一点，约略言之。
昔者，史家陈寅恪谈治学“三重证据法”，有言“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”之说。尔时，笔者读嘉州志书，时感文献之少徵，又憾实地察考之难。而唐先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多年，参与、见证乐山近二三十年间诸多科考大事。试想，笔者方在斗室故纸堆中苦苦冥想之际，唐先生之足迹却早已“躬行实证”于嘉州大地，并将所得熔铸、镕裁于篇章文字中了。念及此，始更觉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之理之至正、至确。
时至今日，方志之学亦号为“显学”。自然地，今之治此学者，或又有非“圆神”、“方智”二语所能括之。且今之读者，亦多元而异趣。然鄙意以为，治嘉州文史者，如以“藏往”、“知来”为用，则仍尚须于“记注”与“撰述”二途中，各就其趣好，以求其“方以智”与“圆而神”，并勠力不辍。
再回念“三重证据法”中，亦有“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”、“取外来之观念，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”二说。今年3月，徐杉女士《中国.嘉定往事》出版；又闻《嘉州文献集成》之编纂正积极筹划中……深信，嘉州文史之“藏往”与“知来”，当更乐观可期。
